盛禹九:漫谈“党国体制”——答一位年轻朋友

问:什么是“党国体制”?有人说:蒋介石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议会民主制,开创中国党国体制新时代其首创者为蒋介石。是这样吗?

答:什么是“党国体制”?我国辞书里没有这个词目,但有“党国”一词

的解释。例如,

“党国:国民党统治时期指国民党及其掌握的国家政权。”(《现代汉语词典》)

“党国,指国民党政府。国民党视国家为其一党的天下,故称。”(《汉语大词典》)

以上解释都非常简单。百度网有一条较为详细的解释是:

“党国,即党和国家,通常指国民党和中华民国,即抗战电影中经常出现的‘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’‘为党国效力’等词语内的党国,单从字面来了解:党就是国,国就是党,爱党才叫爱国,爱国必须爱党。它体现的是国民党一党专政。‘党国’的实质内容其实是‘以党训政’,只是国民党政治治国的一个阶段,并非是开始,也非结束。另外,党国作为一个词是不可分开的,国家不可能没有党,党也不允许没有国家政权。同时,从语素的排序来看,党在国家前面,党的意义重要性于国家。首创者为蒋中正。”

这个解释把“党国”的实质归结为:“党就是国,国就是党”,“党的意

义重要性于国家”,也可以说是对“党国体制”一种简略而通俗的解释。这里说“‘以党训政’,只是国民党治国的一个阶段,并非是开始,也非结束”,大体合乎历史事实。“党也不允许没有国家政权”一句,则比较含混;至于说我国“党国体制”的“首创者为蒋介石”,这个命题可以商榷。

 

孙中山:我国“党国体制”首创者

从现存历史资料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,我国“党国体制”的“首创者”,不是蒋介石,而是孙中山。

孙中山一直被誉为“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”。其实,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,孙中山也有其时代、地域和思想的局限性。就建党建国的思想而言,孙中山的思想前后变化很大。1905年8月,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革命党(即中国同盟会)时,提出民族、民权、民生“三民主义”,其“民权”思想内涵是欧美宪政民主思想。例如,1906年秋,孙中山与黄兴、章太炎共同起草《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》及《军政府宣言》中明确宣称:革命党“要其一贯之精神为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,《宣言》在讲到“建立民国”,贯穿以下几个原则:1、革命——“国民政府”由“平民革命”产生,2、民主——大总统和议会议员由国民公举,宪法由议会制定。3、平等——国民有平等的参政权,人人共守宪法。上面这些原则,孙中山此后在1912年担任临时大总统颁布的各种法令中均得到遵守。

1914年俄国“二次革命”失败,1917年“十月革命”成功,孙中山的思想从崇尚欧美,转向“以俄为师”。孙中山向俄国学习什么呢?“服从领袖”,“以党治国”,是其主要内容。他说:革命“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,绝对服从。”“我是推翻专制,建立共和,首倡而实行之者。如离开我而讲共和、讲民主,则是南辕而北其辙。”

孙中山的“以党治国”,其中包括:1、“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”,即以三民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;2、“总理(即孙中山)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。” 3、“吾党以党治国,党、政府下之官吏,除政府需要专门技术人才,可取用非党员外,其余概须入党”;当时,大理院院长赵士北竟因主张“司法无党”被免职。4、“党在国上”。孙中山说,俄国革命能成功,“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”。国民党改组后,也应“将党放在国上”。5、孙中山在俄国“二月革命”前,曾热烈鼓吹政党政治和两党制,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,主张实行一党制,“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,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,然后始有中华民国”。6、辛亥革命成功,中华民国国旗为五色旗。1924年,黄兴坚持五色旗,孙中山却提出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旗为中华民国国旗,其中“青天白日”为国民党党旗标志。     (以上转引自《民主的历史》许良英著 法律出版社)

1937年,国民政府又把国民党的党歌定为国歌,以示“党国一体”。

 

蒋介石:“法西斯主义救中国”

孙中山逝世后,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,坚决执行“党国体制”。1927年4月12日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清党运动”,屠杀共产党人。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因此被批判和改组下台。陈独秀在郁闷中写了一首《国民党四字经》,发表在12月6日《上海工人》双日刊上面,批判国民党的“以党治国”:

“党外无党,帝王思想;党内无派,千奇百怪。

以党治国,放屁胡说;党化教育,专制余毒。”

蒋介石还十分倾慕“法西斯主义救中国”的路径信仰。他在1935年对蓝衣社的一次训话中明确指出:

“中国所需要的,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,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。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。……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?我们回答:可以。……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,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,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。”

(鸟巢阁:《蒋介石的法西斯救国梦: 一个主义、一个领袖 、一个国策》)

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,国民党的复兴社提出一个口号:“一个主义,一个政党,一个领袖。”即“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,以国民党为唯一执政党,以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,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”,“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,只听从他的命令,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”。这实际上又回归到“朕即国家”的皇权时代。

蒋介石实行“一个主义,一个政党,一个领袖”的国民教育,上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后期,鄙人在湖南求学期间深有感受:1、每周星期一举行“纪念周”:首先向“国父”孙中山遗像三鞠躬,接着,念“总理遗嘱”,唱党歌;之后,宣讲“国父”革命事迹;2、学校课程里,“三民主义”为必修课:3、在公共集会场合,提到“孙(中山)总理”和“蒋委员长”时,必须马上起立致敬!4、在接受上级任务或表扬时,下级的回答是: “为党国效劳”,“党国利益至上”,等等。

以上说明:蒋介石时代的“党国体制”,其力度和范围已大大超过孙中山时代,具有浓烈的“纳粹法西斯”气味。所以,如果说这种党国体制模式的“首创者为蒋介石”,也不无道理。

 

毛泽东:“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”

问: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前,曾大力批判蒋介石的“一个主义,一个政党,

一个领袖”。当他取得政权后,又重复蒋介石那一套,也搞“一个主义,一个政

党,一个领袖”。这作何解释?

答:是的。毛泽东在抗日时期,多次著文反对蒋介石的“一党专政”和“一个主义,一个政党,一个领袖”,在《毛泽东选集》中可以找到根据。其实,这不过是一些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常用的一种斗争策略和手法。就毛的个性及其政治理念来说,并非如此。

众所周知,毛自幼崇拜农民领袖李自成、洪秀全;青年时代写词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;嗣后,更睥睨秦皇汉武等历代君主: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。人们说,这里反映作者具有帝王思想。实际上:毛一生很少了解和研究现代宪政民主制度,而是花很多时间阅读和研究《资治通鉴》等帝王典籍;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”,也“以俄为师”,“以党治国”。例如,毛在建国前就已制定安邦治国的方案,在党的“内部指示”中指出:

“在蒋介石打倒以后,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,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,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……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。”

(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》 杨奎松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)

建国后,除了没有将党旗、党歌变成国旗、国歌外,其它很多方面都继承前届执政党的“一个主义,一个政党,一个领袖”,甚至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。例如,毛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,排斥和打击“异己”,甚至残害党内的不同政见者;还直言不讳地说:“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。……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!”特别是文革中走上神坛,“早请示,晚汇报”,“破四旧”,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,“全面内战,血雨腥风”等等,完全是极端专制制度的产物。

在中国,“党国体制”之所以长盛不衰,“个人迷信”“颂圣文化”绵延不绝,甚至至今还有人为文革叫好,一些文革丑行卷土重来,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,决非偶然,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:

首先,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:“百代都行秦政制”,孕育了所谓“三纲五常”,“反贪官,不反皇帝”,“天下不可一日无君”,以及“忠君报国”,“臣民意识”,等等。这些具有“中国特色”的政治理念和传统文化,根深蒂固,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走向。

其次,辛亥革命后西学东渐,不断串味。在“五四”民主启蒙运动中,陈独秀曾率先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,大声呼唤“自由”“平等”“人权”救中国;随后又被“十月革命”吸引:鼓吹苏俄的“无产阶级专政”,对现代民主人权观念加以全盘否定;最后,终于从痛苦中彻底醒悟过来,反思“所谓‘无产阶级独裁’,根本没有主要东西,即党的独裁,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”。嗣后,抗战爆发,“救亡”压倒“启蒙”,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。

第三,自古以来中国缺少现代民主意识。中国的“民主”一词,最早见于儒家的典籍《尚书·多方》(约公元前1020年),其一曰:“天惟时求民主,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”,又曰:“乃惟成汤,克以尔多方,简代作民主”。这里的“民主”,指的是君主成汤。到春秋时代,其词意更明确:“能用善人,民之主也。”“民之主”即“民之主宰者”,也就是君主专制。辛亥革命之后,中国民主改称为“为民做主”,所谓“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”等等,至今依然是多数国人的共识。1945年,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,提出“领导密切联系群众”的“群众路线”,作为“党的三大作风”之一。就其实质而言,依然以“领导”(主人)自居、而非“公仆”;是“为民做主”,不是“人民做主”;不过是当“领导”“脱离群众”时,需要改变一下“作风”而已。如果说,这些措词比较委婉含蓄,到了1949年建国前夕,毛发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,就直接承认:“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,或曰人民民主独裁”。鄙人记得五十年代初期,中宣部还为此专门做出解释:“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”。而“无产阶级专政”,按照列宁的说法,则是“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,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”。毛在执政期间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,大都是“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,而直接”以“最高指示”的名义下达贯彻执行的。

第四,“党国体制”的核心是“党在国上”,“以党治国”,而不是“以法治

国”。胡适一生反对共产主义,也常常批评国民党政府。早年,针对国民党的“以党治国”,他撰文驳斥:“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(即宪法)制裁,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。”

我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,经历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,“五四”时期东西文化大论战,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相继实行“党国体制”;其间,革新与守旧,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,此起彼伏,至今犹未止息,说明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保守势力十分强大。中国走民主宪政的道路,任重道远。

 

中国民主宪政之路任重道远

问:怎么评价“党国体制”在历史中的作用?我国政治转型的前景如何?

答: 1957年,美国学者魏特夫(Karl• A• Wittfogel)出版《东方专制主义》一书。魏特夫是犹太人,出生德国,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,1930年任德共中央委员,曾任共产国际教育宣传委员。1933年被纳粹关入集中营,不久出狱,移居美国。他的这本书以马克思关于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产生“东方专制主义”理论为根据,详细论述了出现“东方专制主义”的来源、过程及结果,等等。它以大量的篇幅,描述“东方专制主义”在中国的特征:

第一,中国的水利工程十分艰巨,必须要有劳动力,生产资料,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,才能完成这些水利工程; 其次,这种高度的集中,造成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和专制的君主制;第三, 这种君主制造成生产资料,如土地,江河等等,完全归皇帝所有;第四,东方社会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实行垄断;第五,东方社会没有法律,专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;第六,东方社会的专制特点具有十分强固的稳定性。

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,是俄国的亚细亚复辟吗”?回答是肯定的。魏特夫说:

“苏俄的全盘集体化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”,“把极权政治力量同有限的社会与思想控制结合在一起,他们只为一个单一的主人(新的机构国家)而辛苦工作”,“不论十月革命表示了什么目的,它实质上产生一种以工业为基础的普遍(国家)的奴隶制度”。同样在中国,“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建立了一种农业专制主义。这种专制主义尽管表面上有所改变,仍然和中国过去那种巨大的专制制度非常类似。”

(魏特夫《东方专制主义》 徐式谷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)

魏特夫这本书出版后,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,在中国大陆受到猛烈抨击。批判者认为:把“东方专制主义”简单归结为“治水社会”,这个理论的前提是错误的。其实。魏特夫书里不单单讲“治水”,更多的是讲述整个“东方的”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。东方专制主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,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的。

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,一般都经历三个阶段:神权时代,皇权时代,民权时代;其间,在某些地区和国家还出现党权时代。党权时代比起君权时代来,所代表的阶级群体,管理内容和形式,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诸多方面,虽然有很大改变,但彼此有相通之处,依然是一种专制制度。

黑格尔说过:“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。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。……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。”我理解,黑格尔这段话里说的“中国没有历史”,应该是指没有现代文明和民主宪政而言。他的话很尖刻,但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!

例如,“打江山,坐江山,保江山”,是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。其实,就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,中国的“新民主主义革命”实质上也是一场农民革命,或“带有农民革命色彩”的革命,不同的是:历代农民革命以“造反”的主要头目为领袖,是国内的革命斗争,革命成功后依然实行皇权统治;“新民主主义革命”则是由“无产阶级(即中国共产党)领导”,是“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”;这个革命成功后,实行“一党专政”,“党国一体”;也就是人们说的,从过去的“家天下”变为“党天下”。一些新的领袖掌握政权后,也像历代统治者一样,极力维护自己政权。谁有不同政见,会以各种名义和手段加以制裁,甚至“镇压”,以保证“x x江山万年长”。

就“党国一体”的话语权而言,这里常常存在着一些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。众所周知,汉语中的“国”或“国家”一词,内涵广泛多义:它可以指“国土”,也可以指“朝庭”,即政府和政权,还可以指“本朝”,如此等等。而在国际通用的词汇中,彼此是有严格区分的。比如,英语中的Country,包含国土、国民及历史,即“祖国”的意思;Nation强调民族、种族;state指国家政府政府机构;party是党,party-state 为“党国”。Country是整体,是长久的,不会轻改变的;party是部分,party 执政是暂时的,可以更迭的。如前所述,“党国体制”认为,“党就是国,国就是党”,“党在国上”;因此常常把不同意、或反对某个执政党或某个领导人的某些执政理念和政策,无限上纲为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,“反华”,甚至“颠覆国家政权”、“反革命”等等,完全是强词夺理,偷换概念的奇谈怪论!在历次政治运动中,多少人因此被打成各类“x x分子”,有的判罪入刑,其数量古今中外罕有!

周有光老先生有个重要观点:“要从世界看中国,不要从中国看世界。”美哉斯言!“从中国看世界”,坐井观天,易固步自封,自鸣得意。“从世界看中国”,高屋建瓴,会自我反思,寻求新的突破。“党国体制”是“东方专制主义”的延续和变异,积重难返。旅美学者唐德刚提出“历史三峡说”,认为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辛亥革命,转型到宪政民主的时间,至少为200年,顺利的话,到21世纪中叶方能基本完成。我支持周老先生和唐德刚的观点。中国转型道路尽管曲折漫长,前途还是光明的。孙中山先生说的好:“世界潮流,浩浩荡荡,顺之者生,逆之者亡。”

“何时宪政大开张?”这是李锐老人的诗句,也是广大民众的心声。但愿这一天能早日光临神州大地!

五柳村2017年2月27日(星期一) 下午2:27收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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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e thought on “盛禹九:漫谈“党国体制”——答一位年轻朋友

  1. “何时宪政大开张?”这是李锐老人的诗句,也是广大民众的心声。但愿这一天能早日光临神州大地!(微评:何时宪政大开张?快的话20来年,慢的话100来年。。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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